五六十年代有两位活跃在首都舞台上的著名文武老生，一位是北京京剧团的谭富英、另一位是中国京剧院的李少春。谭、李二位都曾拜过余叔岩，但又都浅尝辄止，因种种原因半途而废，令人惋惜。不过，后来，前者成为“新谭派”的创始人，而后者的“李派”也呼之欲出、声振剧坛。
谭富英出生于1906年，比李少春大13岁，两人学戏经历各不相同，但都有武功底子善唱文武老生，李少春还应工武生，猴戏也很拿手，年轻时演出往往是一出武戏加一出老生戏，颇受欢迎。李少春拜余叔岩后，余要求李少演戏、不要演猴戏了，悉心钻研余派唱腔做派。李少春拜余叔岩后学的第一出戏是《战太平》，首演于新新戏院，袁世海配演，李少春这出《战太平》要比谭富英叫座。但剧评家吴小如评论说，谭富英的《战太平》是真情流露，是从肺腑中流淌出来的一腔忠愤之气，因此其身段表情均浑然天成，无丝毫造作雕琢之处；而李少春则一招一式都不敢离谱，反而显得拘谨放不开。不久，李和余师闹了矛盾，李违背师训继续大演猴戏（李为家庭所累，要多演赚钱），于是师徒分道扬镳。
余叔岩师宗谭鑫培，与谭家是通家之好，教授谭富英是义不容辞。据记载，当年余叔岩在戏院后台和尚未出科的谭富英说了一段掏心窝子的话。他说：“我唱的戏都是你们谭家的，都是按你爷爷的路子，你爷爷永远是我的法贴，等你出科，就到我那去，我保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都还给你们谭家。”谭富英拜师余叔岩后，所学的戏并不多。据说，一次谭富英演出时，某个地方并未按余叔岩所授去演。余问其故，谭说：这样演“警前台”。余说：“那就不用警后台啦!”余认为谭不听传授，以后也就未再教戏。
所谓“警前台”，就是观众爱看，“警后台”应该是得到行家认可。李少春和谭富英等都以“警前台”为宗旨，因为观众是衣食父母。正是这种理念差别使得谭、李未能继续得到余叔岩的实授，而那位女弟子孟小冬谨遵师训，很少演出，心无旁骛地钻研余派，最终修成正果，成为余派优秀传人。
谭富英和李少春都是唱功拿手，但各有特点，毫不雷同。谭富英高亢脆亮、沁人肺腑，用老艺人任志秋的话说，他像个唱老生的。李少春则细腻婉约，意味悠长。像《野猪林》中委屈求全的林冲最适合李少春扮演。李少春甚至能在《白蛇传》中用大嗓唱小生许仙，而谭富英是绝对来不了的。谭的表演是快，一个下场亮相，锣鼓点刚到，他已起身下场了。
五六十年代，李少春和谭富英分别作为中国和北京两大剧团的主要老生，走了两条不尽相同的艺术道路。简言之，李少春是“创新”，谭富英是“守旧”。李少春的创新是一贯的，解放后，他演出了新编的《大闹天宫》《智激美猴王》等猴戏，五六十年代，李少春的新戏不断，《响马传》《云罗山》《白毛女》《霸陵挑袍》《满江红》等。他和袁世海、杜近芳主演的《野猪林》最为经典，拍成电影，载誉国内外。李少春还响应号召，发表文章主张把北京话引进京剧韵白，并大胆进行实践。观众把这位成果丰硕的大艺术家尊称为“李神仙”。
说谭富英“守旧”，并非贬义，只是说他坚守谭门本戏，而很少排新戏。这一点倒是谨遵余师教训。他常演的谭派戏有《失空斩》《捉放曹》、《朱砂痣》《鼎盛春秋》、《晋楚交兵》、《南阳关》、《战太平》、《定军山》、《桑园寄子》、《奇冤报》、《击鼓骂曹》、《洪羊洞》、《搜孤救孤》、《四郎探母》、《桑园会》、《珠帘寨》、《八大锤》《托兆碰碑》《御碑亭》等。这些骨子老戏并不好演，且吃功夫，但不叫座，不如新编戏新鲜讨巧并符合潮流。现在观众对《定军山》热烈追捧，可五十年代反应一般。记得某年春节，北京京剧团在长安连演数日，我去购票，一看马张裘的票全部售完，只剩下初三日场谭富英的《定军山》有票。后来，谭富英患病，太费力气的戏唱不动了，一次派他的《战太平》，他对派戏人说：“爷们，是你唱还是我唱？换《失空斩》吧。”
谭富英排的新戏不多，仅有《将相和》《除三害》《正气歌》几出。《将相和》原本是给李少春编的本子，谭富英、裘盛戎排演时，编剧翁偶虹根据他们二位的特点，重新安排了情节和唱词辙口。谭富英曾说他和李少春表演有区别：你走【流水】我就走【原板】；你“三挡”我就“两挡”；最后一场“和好”，你唱【二黄散板】我就唱【二黄碰板】。如果你这么唱我也这么唱，那就看你就行了，别看我了。只有表演手段不同，才有演员跟演员的不同。看来谭富英排新戏也是很认真的。
李少春还有演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六十年代已经硕果累累的他还服从组织安排谦恭地拜周信芳和盖叫天为师。而谭富英在北京京剧团后期就反复唱那几出老戏，没有新戏新腔的限制，唱腔和表演已入化境，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
李少春还响应号召大演现代戏，先后参加排演了《白毛女》《林海雪原》《柯山红日》，他在《白毛女》中巧妙地运用传统程式生动地塑造了贫苦农民杨白劳的形象，创造了适合杨白劳的韵白。《白毛女》是中国京剧院第一部现代戏，其成功不亚于后来的样板戏。大演现代戏后，李少春参加了《红灯记》的创作，是第一任李玉和。这样一位勇于创新实践的艺术家却遭受迫害，离开了舞台，最终抑郁而亡。
谭富英不同，大演现代戏时连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都演出了《杜鹃山》《年年有余》《芦荡火种》等现代戏，而谭富英却从没和现代戏沾过边，可以说终其一生只唱谭门本戏。在那个大动荡的年代，李少春、马连良等均遭受迫害，唯有因病早早退出“是非场”的谭富英却躲过了劫难。（一说和上面的“关照”有关）
在北京京剧团，谭富英的大度和忍让十分难得。组建北京京剧团时，谭富英和马连良都是四大须生之一，都各自挑班，两位如何安排？谭富英却大度地对马连良说，“从今往后，我就傍您了。”于是形成了马谭张裘四大头牌的局面。在团里排演的大合作戏《秦香莲》《赵氏孤儿》《状元媒》等戏中，谭富英也都是给他人当傍角。1959年北京京剧团与中国京剧院合排《赤壁之战》时，鲁肃一角由谁演，谭富英素有“活鲁肃”之称，但他主动把鲁肃让给了李少春，自己扮演一个看似重要却没有多少戏的刘备，这个角色后来索性就删掉了。李少春也很谦让，鲁肃一角后来就由谭李轮流出演。谭富英偶尔也演张昭一角，与裘盛戎（演黄盖）有对啃的唱段，看两位老搭档的戏十分过瘾。1962年张学津拜马连良为师，当时他学余派，据说谭富英很想收张学津为徒，最后只能拱手相让成全马师兄了。
谭富英之子谭元寿仰慕李少春的艺术，因此拜了李为师，学习《野猪林》《打金砖》。文革中李少春靠边站了，而谭元寿因为演《沙家浜》的郭建光而大红大紫，政治地位提高。但谨循家教的谭元寿并没有忘记李少春的教授之恩。一次，困境中的李少春、侯玉兰夫妇去谭富英、谭元寿所居的红霞公寓探望，在二楼与谭富英见面后，李要上七楼探望谭元寿。谭元寿接到父亲电话后立即从七楼飞速奔下二楼，把李少春夫妇搀扶坐下后，诚恳地说，“到什么时候您对我都是该说就说，该骂就骂，我绝对没有半个不字。”后来谭元寿还帮助李少春之子李宝春从北京市京剧团调人了样板团北京京剧团。李少春后来对别人感慨说 “我只给元寿说了两出戏，可他永远记着，人家谭家的家风好啊！”
这正是梨园界前辈们的高风亮节，值得晚辈们发扬光大啊！